1980年代，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在对外开放方面，确立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和引进国外技术人オ的方针；在对内搞活方面，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更要扩大企业的权力，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国门打开，各种新鲜事物扑面而来，国家以跑步的速度加快与世界融合。

 

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

 

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其占地25.4公顷，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援外民用建筑，以阿拉伯建筑特色广受赞誉。

 

 

这座大型的多功能现代公共建筑，总体设计充分考虑建筑所处环境特点，注意吸收埃及的人文传统、建筑形式等特点，将圆形的国际会议厅、宴会厅，正方形和三角形的中小会议厅等多种几何形体，依功能组成三角形平面的建筑群，并与检阅台和无名英雄纪念碑取得轴线对应关系，既突出了主体建筑，又强调了城市规划的完整性，共同形成埃及首都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圆形建筑的伊斯兰式尖拱环廊，白色大理石柱廊与深茶色玻璃窗的虚实相间，阿拉伯风格室内装潢的丰满瑰丽，则将地域传统演绎得多姿多彩。

 

 

1989年12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该工程开幕剪彩，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颁给设计负责人魏敦山“一级军事勋章”。

 

 

 

上海宾馆

 

上海宾馆项目始于1979年，当时恰逢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渐开，外宾与日俱增，上海市决定新建一座四星级标准的涉外宾馆，由上海院的总建筑师汪定曾与张皆正负责项目设计。

 

 

今天，在摩天高楼密布的上海静安中心商务区，上海宾馆毫不起眼。然而1982年，当这栋30层的宾馆落成时，曾引起巨大的轰动，上海新建筑第一次向高度的冲击从这里开始。高91.5米的上海宾馆，第一次超越了国际饭店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高度——78米，打破“远东第一高楼”50年一成不变的“第一高度”，一举洗刷了当年陪同尼克松访华的专栏作家赖斯顿的“上海除了殖民时代的华丽建筑，再也没有留下别的印象”的令国人难堪的评论。

 

 

虽然高度不是建筑的全部意义，却是最容易受人关注的指标，更何况这次超越，完全由上海院原创设计，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和施工技术，独立自主完成。有意思的是，当时设计本意并不想挑战新高，建筑高度的设定只是为了满足业主的要求。

 

在上海宾馆建成后不久，上海首家五星级静安希尔顿酒店、四星级国际贵都大酒店（均由上海院设计）相继落户这一街坊，使之成为上海市中心区第一块高层、高星级旅馆聚集地，也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放的象征。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需要，中央决定兴办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为国家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虹桥开发区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

 

 

开发区位于上海西部，西到上海虹桥交通枢纽5.5公里，东至上海人民广场7.5公里。根据面积小、位于市区的特点，开发区定位于涉外商贸中心，在功能上以展览展示、商务办公、宾馆居住、外事等为主，是全国最早以发展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开发区，也是全国唯一辟有领馆区的国家级开发区。

 

 

 

1987年，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启动。上海院与外方合作陆续设计了太平洋大饭店、金桥大厦、扬子江大酒店、国际贸易中心、太阳广场等项目，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量引进外资的开发区，它是这一时期上海摩天楼最为集中的区域。上海院积极参与了虹桥开发区的规划，并主持设计、合作设计了其中的大量项，为云集商家、便利商贸活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海游泳馆

 

1981年5月12日，为迎接1983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兴建上海游泳馆，设计任务由上海院承担。同年12月打下第一根桩，1983年4月工程全部完成，与上海体育馆组成了一组完整建筑群。

 

 

上海游泳馆建筑占地120亩，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各项设施的技术要求，均按国际标准建造。建成时，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大型游泳场馆，可供跳水、游泳、花样游泳、潜泳、水球等水上项目的比赛和训练使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称赞上海游泳馆是世界一流的。1985年，这里还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杯跳水赛。

 

 

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庄泳、杨文意、乐靖宜、沈坚强、蒋丞稷等世界级游泳冠军，以及史美琴、吴敏霞、火亮等世界跳水冠军。这让上海游泳馆成为了中国泳坛瞩目的地方。1988年，上海体育馆和上海游泳馆被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43项著名建筑之二，首次载入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出版的“世界建筑史”。

 

 
陶行知纪念馆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于1986年10月18日对外开放，原馆位于陶行知生前所办“山海工学团”旧址，2002年迁入武威东路上的行知公园内。2003年1月，被市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陶行知纪念馆占地21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84平方米，400平方米的小湖居于全馆的中央，一桥架东西，走廊曲折，水上亭榭，可以小憩。纪念馆进门处可看到汉白玉陶行知头像及手持书卷的坐像，600平方米的展厅内展示了陶行知生前各个时期的经历，其中遗著、遗物、图片300余件。纪念馆内，一张张照片无声地讲述了“山海工学团”当时在上海、全国各地，甚至全球东南亚地区的空前盛况。这个民间学习组织最早设在宝山大场乡村，把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是一个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地。

 

 

从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从拿着高薪的教授，到投身乡村的教育实践家——参观陶行知纪念馆，你仿佛能看到一位伟大教育家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奔走呼喊的身影。

 

 

 

沐恩堂

 

沐恩堂始建于1887年，初名监理会堂，1890年因信徒幕尔捐资重建而改名为幕尔堂。经数次变迁，在1920年代末，幕尔堂的信徒已逾千人。因原有堂址不敷使用，教会遂筹款20万两银子于今西藏中路汉口路(原中西女塾校址)建造新堂。1929年8月，新堂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1931年3月竣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沐恩堂被日军宪兵司令部占据，大堂被改为马厩，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收回。1958年幕尔堂成为黄浦区联合礼拜场所，同年改名为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后来，沐恩堂顶部的十字架及钟楼与镂空饰窗损毁严重，宗教活动停止，教堂归上海市南京中学使用。1979年起恢复宗教活动，教堂重归教会管理使用。1986年，由上海院对其进行修缮恢复。

 

 

 

 

徐汇天主教堂

 

上海最大的教堂，非徐家汇天主堂莫属。上海开埠后，法国传教士南格禄看中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聚集地——徐家汇，在此购地兴建教堂，这是“鸦片战争”后上海第一座天主教堂。

 

 

徐家汇天主堂1906年动工兴建，1910年(清宣统二年)竣工，原名圣依纳爵天主教堂，后来其遭严重破坏，沦为仓库。1980年起教堂进行修复设计，1989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设计遵循原样修复、修旧如故的原则，仅依据四张小照片及一本徐汇地方志，进行塔楼复原设计。而当时的上海院对于教堂类型的工程尚未遇到过，对哥特式建筑也是一无所知，设计人员只能参阅各类参考书，边学习边设计。为了确定被毁坏的塔楼尖塔高度，设计人员采取实地登高丈量、访谈相关人员等手段，了解塔楼尖塔内部结构、构造、材料等情况，运用建筑透视及照相透视原理，作多面透视图，经过反复比较确定塔尖高度，做出立面设计。

 

 

天主堂双尖塔修复至今已36年，重现了徐家汇天主堂法国哥特式大教堂的原貌，恢复了文物保护建筑的艺术价值，并为后来同类建筑的保护和修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0年代，是我们党探寻发展与改革新路的具有关键性的十年，也是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在风浪中前进的十年。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加快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迎来了新一轮城市建设的高潮，高层建筑数量增加之快，可谓“雨后春笋”。“上海设计”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大胆创新，积极建设，让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